※　　政治动员的方式对象98年的洪水这样的危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处理象SARS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我们以后可能会遇到的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危机就会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提出来处理危机管理更多的要靠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国家要建立危机管理的机制，包括要有相应的法律框架，要有相应的政府机构，同时要动员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要靠这些机制的协调才能真正的去应对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 　　　　　　　　　　　　　　　　　　　　　　　　——薛澜

　　【薛澜】：各位网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参加今天强国论坛的讨论。我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是两年以前开始的，我们这个研究组还有几位成员他们是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彭宗超博士、公共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张强、钟开斌、朱琴，还有公共管理学院MBA的学生于剑、叶胜舟、潘庆等同学，另外还有很多公共管理学院的教师也对我们的研究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支持。所以，我们的很多研究是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另外，我们的研究也得到了公安部、民政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瑞典的CRISMART、香港乐施会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在此也对他们表示感谢。

　　[南方野蛮人]：薛教授：你认为我国真的有危机处理系统存在吗？

　　【薛澜】：中国以前的危机管理系统应该来讲都是比较临时性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政府的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他们其实是危机管理体系的一环，实际上是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才成立各种具体的指挥部，象抗洪救灾的指挥部、矿难的指挥部等等，这种体系在处理以前我们遇到的危机，应该说也发挥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但是这些体系很大的弊病首先就是它是临时性的，所以它的反应速度一般比较慢，在及时协调人力资源等等各方面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危机。另外，由于它的临时性，所以它很难去积累在处理各种危机时所学到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建立一套比较持久的、能处理各种各样危机的体系是不利的。

　　[网友]：薛教授，按你的说法，SARS不是偶发危机，那你认为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孕育的？

　　【薛澜】：其实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也是有深刻的根源的。首先从我们的发展观来看，过去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们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我们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GDP的增长，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不够。所以，在很多的公共领域里我们的投入比较薄弱，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方面我们关注得不够，例如贫富差距，例如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等等。其次，就是我们的政府管理的模式仍然停留在比较传统的管理模式上，例如我们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的内外有别原则，实际上是不适合当今的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发展。当然，这次SARS危机的直接原则是与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和政府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SARS传播信息相关的。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薛教授，中国如此的公共权力制度之下，妄图建立一切所谓的处理机制都不可行，处理危机还是靠人海战术！

　　【薛澜】：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危机处理的方式是靠政治动员，这次来讲政治动员的痕迹还是比较重的。政治动员的方式对象98年的洪水这样的危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处理象SARS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我们以后可能会遇到的其他各种各样形式的危机就会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提出来处理危机管理更多的要靠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国家要建立危机管理的机制，包括要有相应的法律框架，要有相应的政府机构，同时要动员各种各样的社会网络，要靠这些机制的协调才能真正的去应对未来我们可能面对的各种危机。

　　[星空畅想]：把SARS这个天大的事管治好了，您能预计一下中国未来的政体发展趋势吗？

　　【薛澜】：这次的SARS其实起因是公共卫生的危机，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我们的政府在危机的初始阶段没有及时的跟公众沟通，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各国媒体的负面报道。因此，也是潜在着有可能转变为政治危机，“4.20”记者招待会及时的向公众报道了有关的情况，而且撤销了有关的官员，这两个举动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一个是在政务公开方面，传统的公共管理的模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在危机的情况下，这次SARS危机充分说明这种模式不能应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危机。在今天的形势下，公众有知情权，同时公众也能够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判断。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及时的把信息提供给公众，使得公众能够及时的采取措施，规避风险。另外一方面，是关于问责制，这次政府撤销部长和市长，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对抗击非典不利的官员及时采取了措施，为中国各级政府实施问责制提供了榜样。

　　[身无半亩]：作为中国面对的新世纪的第一场现代社会危机，其过程中表现出什么特性？

　　【薛澜】：第一，它的不确定性，作为危机事件，首先它的发展是不确定的，SARS的病因不确定，因此它的传播途径、治疗方式也都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范围不确定，虽然它是从一个公共卫生危机开始的，但实际上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了公共卫生的领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等等各个方面。第三，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交流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但恰恰交流也是SARS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它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新疆王子]：在前期的社会调查中，公众对媒体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如何看待信息多元化格局下的媒体政策？

　　【薛澜】：在现代社会里，媒体的地位可能要重新考虑，尤其在危机形态下，媒体不能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它应当及时的采集各方面的信息，并且及时负责地向公众提供。所以，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是与媒体能否及时的向公众反映现实直接相关的。据零点公司的调查，北京大众获得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报纸和电视，但是，手机、网络也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大众获取信息的直接渠道（有30％左右）。如果主流媒体，如报纸和电视不能够及时的反映社会现实，那么其他的非主流渠道，如手机或者是传言等等，就会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且会造成更大的传播，从而引起公众恐慌。

　　[网友]：为什么要采取非典治疗免费政策？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问题？

　　【薛澜】：我们在前一段的研究当中提出来要建立一个非典治疗基金，就是非典治疗免费的政策，这个想法主要是因为非典与一般的疾病不一样，一般的疾病是得病的人得到治疗以后是他个人受益，但是传染病患者得到治疗不仅是自己受益，而且使公众也受益，从经济学上讲，对他的治疗有正向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及时的对他治疗，他就成为一个疾病的传染源，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要对非典采取就地免费治疗的政策。至于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的问题，可以采取各地方首先记帐，然后根据各地的财力情况从中央的基金里根据各地的需求来分担。

　　[拍扁]：请问薛教授：再增加一个危机管理体制，会不会造成重复和资源浪费？现在已经有N套班子啦呀

　　【薛澜】：是否要建立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其他各国的经验来看，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是有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的，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和最近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如果能够在原有的体系下，及时的解决各种危机，当然，没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危机管理体系。问题是在中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下，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机构，那么就没有人及时捕捉各种信息，把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在危机发生的初期阶段也不能有效的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隔离危机，把危机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同时，也很难从危机事件中积累危机管理的经验。

　　[星空畅想]：由于SRAS，上百个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就是可怕的危机。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

　　【薛澜】：上百个国家对中国进行限制，可能是不准确的，更准确地说是对SARS的限制。我想在中国的SARS得到控制以后，对中国人员旅行的各种限制也会随之消除，而且目前的限制，各个国家也是有很大差别。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隔离中国、限制中国是不可能的。

　　[灰狼大]：您个人认为媒体在面对突发危机中有没有不能直面真相的时候？若真实信息被堵塞对危机治理有何危害？

　　【薛澜】：关于危机状况下媒体及时报道真实情况的问题，当然也要看具体危机的性质，象恐怖活动这样的危机在报道的时候要有所考虑，但是象公共卫生这样的危机，应当及时的报道，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次在SARS危机当中，政府披露信息前后公众的反映就是最好的例证。

　　[福建思宁]：薛教授：您认为SARS是否暴露了《传染病防治法》对付疫情危机的不足、缺陷？

　　【薛澜】：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是在1988年上海甲肝时间发生后制定地，应该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面发挥了一定地作用，但该法律在一些具体地应对措施方面规定地也是比较粗线条地，而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时地政府权力行使方面也是尽可能的向上集中。比如规定只有国务院有权增加甲类传染病，卫生部增加乙、丙类传染病。广东刚开始爆发非典地时候，就碰到了法律方面的使用方面，因为非典不属于法定传染病，这给政府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带来一定的难度。

　　[鸣壁]：你认为洪涛教授对此次sars事件的判断是否延误了我对sars的防范？

　　【薛澜】：对SARS病的探讨是一个科学问题，所以洪涛教授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关键是不能由于他的行政地位而堵塞其他学者发表自己看法的渠道。由于SARS病源是一个新问题，所以可能会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渠道去进行研究，我们应当有各种渠道让这些学术研究的不同观点及时发表、争论和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SARS病源的认识会更加逼近。

　　[清风杨柳]：非典的冲击仍未彻底结束，请大概估计一下它给经济造成了多少负面影响？

　　【薛澜】：非典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各个方面的分析和判断来看，大概在GDP的0.5到1个百分点，对于这样的损失是大还是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这些损失可能会集中在若干的行业里，如旅游、酒店、交通等等。此外，由于这些行业的特点，他们对未来的长期影响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酒店业里，高档酒店的客源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务，一类是旅游团组，还有一类是会展，很多会展的安排需要提前两到三年，由于非典，不但把两三年以前预定的会展取消，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也不会有更新的会展来安排，类似这样的影响就会对未来的业务产生冲击。

　　[星空畅想]：中央国务院防治SARS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到了一些地方，是否能贯彻执行这种决心呢？

　　【薛澜】：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配合是非常关键的，在传统的中国公共管理体制下，下级政府要不就是报喜不报忧，要不就是比较机械的执行上级的各种指示，不能根据地方的情况具体灵活的执行，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出现很多过头政策的原因。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改革中国目前的公共管理体制，地方官员要对地方百姓负责，而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

　　[野猪]：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所谓“中国危机”有哪些？或者从哪些方面去找比较正常？

　　【薛澜】：应当说，对于危机范围的界定，不同的标准会有不同的范围。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把危机的范围界定为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从危机发生的原因来看，我们可以划分为自然危机和人为危机两大类，前者如洪涝灾害、地震等，后者如群体性冲突、恐怖事件以及战争、暴乱等极端形式等。此次sARS事件，其性质是在一开始表现为一次典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根源在于自然因素，这是一次局部性的危机，但在目前全球化、信息多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次单一性、地区性的危机往往可能爆发成为综合性、全球化的危机，这也是我们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

　　[落魄天使]：SARS在7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控制住，您认为人类知道的物质太少和医学太浅吗？

　　【薛澜】：应该说人类对细菌和病毒的认识的确是太少了，最近美国兰德公司有一份报告，提到未来疾病传播将成为各个国家需要考虑的重大安全问题。目前，虽然很多传统的疾病得到了控制，但是又有很多新的、可怕的疾病在产生，SARS就是其中一种，这也许就是人类的命运，总是需要去探索未知。

　　[猜猜我有几只耳朵？: ]：薛教授，作为一个学者至少应该具备独立人格，请问今年4月份之前，你对萨斯问题有哪些研究成果？

　　【薛澜】：4月份以前我们做了与危机管理相关的研究，就是中国转型期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建立危机管理体系的必要性，在这个研究里，我们着重的探讨了中国转型期治理变革与危机管理的关系，我们也探讨了现代危机管理体系构建的基本框架，同时我们也对国外危机管理的经验做了介绍，这些研究结果已经反映在我们出版的新书《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里。此外，我还在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如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知识管理、国际科技战略联盟等。

　　[多行不义]：请问经此sars风波冲击，是否对中国以后国家的透明度以及应急机制（譬如战争）有所帮助？

　　【薛澜】：这次SARS危机，对我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运作机制、经济发展、媒体信息披露、如何与国际打交道，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应当说，这次危机让整个社会看到了我们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官员以及一般的老百姓，都应当反思此次危机，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具体说来，此次危机暴露的第一个问题是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政府信息公开也就可能成为我们下一步政府改革的一个重点问题。在危机管理体系建设方面，这次国务院成立了指挥部，也在探索建立一个协同式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以加强各个部门以及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可以肯定，此次危机对于中国国家的透明度以及应急机制（譬如战争）有积极推动作用，应当成为我们尽快建立现代危机管理体系的一个契机。

　　[猜猜我有几只耳朵]：您认为世界传染病史上有长达4个月甚至更长的“突发”事件吗？

　　【薛澜】：一个危机的生命周期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潜伏期，第二个阶段是爆发期，第三个阶段是相持期，第四个阶段是解决期。所以，从SARS的危机来看，目前已经开始进入解决期，其实世界上其他各个国家的各种危机也都有时间很长的，例如当年伊朗人质危机也是拖延了很长时间才解决的。

　　[湘新人]：我国传染病防治法对向上级上报疫情做了规定，但对向公众披露疫情未做明确规定，另外对于疫情发展是各部门的

　　【薛澜】：危机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快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得有关危机事态地相关信息，不仅是不同政府部门、上下级政府之间，而且特别关键的是是要做好与民众地公共沟通工作。传染病法治法，包括刚刚出台地应急条例，更多的关注上级政府如何有效的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第一现场地有关信息，而在对民众知情权地满足和保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尊重生命]：Sars反映出公众心理的脆弱，你是否认为应开展对于危机应对的教育？

　　【薛澜】：不能一概而论说公众的心理反映脆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公众反映所表现出的恐慌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在信息公开以后，公众的反映还是比较理性的。当然，在中国目前确实公众对危机的心理准备是不够的，这也说明我们的确要加强危机管理教育，进行各种准备，以应对我们可能要面临的各种自然和社会危机。

　　[懦夫斯基]：我们2月份在这里试图绕过斑竹封锁谈论SARS的时候，教授你在研究什么？

　　【薛澜】：广东是去年11月份出现首例SARS病例的，我们在春节前后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专人跟踪此次事件发展的全过程，并做了专门的资料收集并有初步的研究报告，有关信息也及时上报。4月中上旬的时候我们向有关部门和领导提交了我们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得到他们的重视，部分政策建议得以采纳。

　　【薛澜】：SARS危机的爆发实际上也是有深刻的根源的。首先从我们的发展观来看，过去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们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我们比较注重经济发展的速度，GDP的增长，但是我们对于这种经济增长的质量注重不够。所以，在很多的公共领域里我们的投入比较薄弱，在很多的社会问题方面我们关注得不够，例如贫富差距，例如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等等。其次，就是我们的政府管理的模式仍然停留在比较传统的管理模式上，例如我们在政府信息披露方面的内外有别原则，实际上是不适合当今的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社会的发展。当然，这次SARS危机的直接原则是与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和政府没有及时向公众披露SARS传播信息相关的。

　　[拍扁]：怎样才算危机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了，标志是什么？

　　【薛澜】：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其设计一个综合性的架构。从组织行为主体来看，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从发展过程来看，包括危机预警、危机发生后的快速反应，以及危机后的学习等多个环节。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个不光是政府一家的事，需要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形成完善的危机意识和强有力的危机应对能力。特别是在民众能力这一环节，此次危机暴露了我们国家危机过程的亟待解决的很多问题，对我国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有待起到很有积极作用。

　　【薛澜】：中国以前的危机管理系统应该来讲都是比较临时性的，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政府的办公厅，或者国务院办公厅，他们其实是危机管理体系的一环，实际上是危机发生以后，我们才成立各种具体的指挥部，象抗洪救灾的指挥部、矿难的指挥部等等，这种体系在处理以前我们遇到的危机，应该说也发挥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但是这些体系很大的弊病首先就是它是临时性的，所以它的反应速度一般比较慢，在及时协调人力资源等等各方面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危机。另外，由于它的临时性，所以它很难去积累在处理各种危机时所学到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建立一套比较持久的、能处理各种各样危机的体系是不利的。

　　【薛澜】：这次的SARS其实起因是公共卫生的危机，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我们的政府在危机的初始阶段没有及时的跟公众沟通，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各国媒体的负面报道。因此，也是潜在着有可能转变为政治危机，“4.20”记者招待会及时的向公众报道了有关的情况，而且撤销了有关的官员，这两个举动为中国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思路。一个是在政务公开方面，传统的公共管理的模式是内外有别、内紧外松，在危机的情况下，这次SARS危机充分说明这种模式不能应对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危机。在今天的形势下，公众有知情权，同时公众也能够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理性的判断。在公共卫生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及时的把信息提供给公众，使得公众能够及时的采取措施，规避风险。另外一方面，是关于问责制，这次政府撤销部长和市长，同时各地方政府也对抗击非典不利的官员及时采取了措施，为中国各级政府实施问责制提供了榜样。

　　【薛澜】：很高兴与广大网友就此次SARS冲击与中国危机管理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希望大家平平安安走出非典阴影，迎接阳光下的新生活。再见。